文•游毓蘭／前立法委員
近日重刑定讞被告棄保潛逃，引發社會撻伐，輿論焦點旋即轉向約談涉案官警，又有三名基層員警遭到拔官調職。質疑警官操守固然是止血手段，但若司法院與法務部只滿足於「拿警察開刀」，而不願正視制度設計的根本缺陷，那無疑是看著病人失血，卻只忙著擦桌上的血跡。
目前的司法防逃機制，存在極其荒謬的風險錯置。決定被告是否具保、金額多寡的是法官。然而，最沉重的監控責任，卻被廉價地丟給基層派出所。要求被告「每日向派出所報到」，表面上有人監管，實則是將高逃亡風險，強加在既無裁量權、也無科技監控工具的基層員警身上。
翻開近年重犯潛逃史，其規律令人心驚。2016年朱國榮獲准保釋，2023年9月最後一次簽到後消失；2018年鍾文智獲准保釋，竟也精準地在2025年3月棄保潛逃。兩案巧合地都落入「七年之癢」的輪迴。
更諷刺的是，當年朱國榮落跑導致時任三張犁派出所所長倒台，而這名所長竟也曾負責過鍾文智的報到業務。這種「同一個坑，掉進同一個所長」的怪象，正說明了：不是警察沒守好，而是國家給的這把鎖，本來就是壞的。
國家僅憑一張毫無威懾力的「簽到表」要求警察守住百億身家的重犯，這是在製造誘惑，還是在防堵犯罪？當制度拒絕以強制電子腳鐐、高額保證金或集中收容來控管，卻在人跑了之後，才大動作約談15名官警，這不是正義，這是甩鍋，這是制度誘捕，將執法者被推向灰色地帶。
國家對警察的壓榨是全方位的。不僅僅無視警察職務與工作的特殊性及高危勞，行政機關在核定退休金時，對年資功奬計算錙銖必較；對已經三讀通過的退休金改革法案，奧步盡出，抵死不給，吃定警消，但在司法究責時，卻又將制度性的防逃漏洞，全數化作基層官警的刑事責任。
防逃機制的關鍵，不在於誰簽了那張報到表，而在於風險的分級與科技化管理。司法體系若始終迴避「強制監控」與「加重棄保罪」的立法，警察就只能被反覆推上第一線，承擔本不屬其職責的司法風險。
別讓警察在制度中被算計，在司法中被祭旗，今天究責幾名警察，或能轉移焦點平息民怨；但不補正那張防逃的破網，國家就是潛逃重犯最大的「隱形幫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