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聖聰／銘傳大學廣電系系主任
高雄超商男童連續未結帳取物的事件，在社會上激起巨大漣漪。最初輿論集中在店員是否「過度處置」；但事件愈滾愈大，真正刺痛台灣社會的，其實是另一個更深的問題：當孩子明確犯錯，有些家長卻選擇拿起法律當盾牌，把兒少法變成「責任免除器」，讓自己站在受害者位置，而讓基層勞工扛下全部的社會指責。
孩子偷東西並不是社會不能理解的行為，但連續性行竊，已非單純的「一時衝動」。
監視器畫面與店家紀錄，都指向一個需要被正視的行為模式。然而，當母親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處理孩子的錯誤，而是指控店員「妨害自由」、「恐嚇」、「違反兒少法」，整起事件的價值定位便被瞬間扭曲：孩子犯錯的事實被壓低，店員的每一個動作被放大到失真。
台灣社會近年有一種危險的傾向：只要孩子受到任何形式的「不舒服」，不論前因後果，家長就能立即升級為「弱勢者」。
然而兒少保護法的立法精神，本來是為了阻止暴力虐待、遏止不當拘束，旨在守護真正無力求援的兒童，而非為任何行為都貼上一張「不能碰、不能說、不能要求負責」的護身符。當法律語言被濫用，它就不再是安全網，而變成逃避教養的遮羞布。
真正應被檢討的，是兒少法在這類事件中暴露出的模糊地帶。
首先，法律沒有明確界定「合理制止」的標準，導致基層店員常在壓力下瞬間做出判斷，卻面對無限的法律風險。其次，只要家長宣稱「孩子受驚嚇」，輿論立即倒向被害敘事，完全忽略孩子實際的行為內容。更讓人憂心的是，一旦家長以「保護孩子」的名義動用法律語彙，整個社會就開始忽視最原始的事實：孩子確實在偷東西。
在這場爭議中，真正弱勢的並不是那位大聲控訴的家長，而是每天拿基本薪資、獨自承受風險的店員。他們面臨三條同樣危險的路：不處理，會被罵縱容偷竊；處理，會被指控妨害自由；報警，又會被形容沒同理心。台灣要求店員「勇於制止」，卻在事後用道德審判把他們架在火上烤。這種全面性的結構不公，讓基層勞動者成為輿論戰的最大犧牲品。
如果社會持續把「孩子的感受」放在「行為對錯」之上，孩子便會學到最錯誤的教訓：不是不能偷，而是不能被抓；不是要負責，而是要會演受害者。這樣的扭曲價值，將伴隨他長大，腐蝕他面對世界的能力。而這次事件最令人心寒之處，也正是在此：孩子沒有被教育，卻被訓練成「如何從錯誤中逃脫」。
真正負責任的家長不會這樣做。
正常的反應應該是帶孩子回店家道歉、賠償損失、向孩子說明「為何錯了」。若認為店員有不當行為，也可以依法申訴，但前提不是替孩子漂白，而是承認行為本身的不對。唯有這樣，孩子才能真正理解「負責任」的意義，而不是在事件裡學會「推責任更有效」。
這起事件之所以震盪社會，是因為它不只是「男童偷零食」，而是向每一個成年人拋出靈魂質問：「你的孩子犯錯時，你是教他承擔，還是教他逃跑？你是教他面對後果，還是教他利用法律消滅後果？」如果我們允許家長用兒少法來逃避自身責任，那麼被摧毀的，不是超商的幾包零食，而是整個世代的價值底線。
兒少法不該成為大人的避難所，而應回到它真正的使命，保護那些真正無助、真正需要被看見的孩子。若每一個家長都把它當成「反擊外界」的武器，那麼法律會失去公信力，社會會失去判斷力，而孩子，最終會失去成為一個負責任公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