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聖聰／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一百多年前，袁世凱試圖稱帝，政治工程先從語言工程開始：古德諾式的「強政府論」被拿來充當學理外衣，「籌安會」與所謂「六君子」把個人權力說成國家秩序，把「政治選擇」包裝成「制度必然」。
袁世凱這些人最可怕的，不是宮廷劇，而是公共論述被「看似專業、實則效忠」的話術佔領。百年之後，台灣今日的憲法爭議之所以讓人背脊發涼，也正是因為那股熟悉的味道又回來了：把程序當武器，把「憲法語言」當旗幟，把 對手描繪成憲政災難的唯一來源。
憲法法庭原本扮演衝突吸納器，讓行政、立法、政黨與社會衝突在制度內被說理、被裁決、被收束；一旦它因人數、門檻、程序而陷入停滯，衝突不會消失，只會外溢到街頭與社群，並被情緒化加工成「你死我活」的敘事。制度停擺，最先被拖累的不是某一黨，而是人民對「還有救濟之路」的基本信念。
政治學早就有一套冷冰冰但很好用的語言來描述這種局面：「否決點與否決者。」當關鍵參與者握有多個否決槓桿，而彼此又高度不信任，體制會從制衡滑向互鎖；從「讓決策更審慎」滑向「讓任何決策都無法完成」。
門檻拉高、人事卡關、程序對撞，在理論上就是把否決點疊到天花板；在現實上則是把公共權力變成一台「只要有人不合作就能停機」的機器。這不是穩定，而是脆弱；不是防濫權，而是創造癱瘓的誘因。
於是，爭議很快被翻譯成兩套互相衝撞的正當性語言：一方強調「不能讓憲政救濟斷電」，把持續運作視為權利保障的底線；另一方強調「職涯建築師程序要件不可被目的吞噬」，把形式合法視為權力分立的命門。
兩邊都不是純粹的胡說八道，但兩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複雜的制度難題壓縮成道德戰，並把對手描繪成憲政秩序的破壞者。當論辯走到這一步，公共討論就不再是「哪個論證更可檢驗」，而是「你站哪一邊」。
更棘手的是，憲法語言本身正在被政治化、人格化。判決理由書理應是可以被逐條檢驗的文本，卻常被社群簡化成顏色；不同意見理應是制度內的理性歧見，卻被貼成陣營表態；甚至連對論證的批評，也常滑向對個人學養與動機的攻擊。
這種討論方式會製造一個惡性循環：司法越說理，越被解讀成辯護；程序越嚴謹，越被指控成操作；最後每個人都覺得「讀理由沒有用」，只剩同溫層互相加油與互相嘲笑。
進一步細論，這場憲法爭議其實揭露了民主的「軟護欄」在鬆動：互相容忍與制度克制。成熟民主不是沒有硬碰硬，而是知道哪些碰撞不能把裁判機制一起撞碎；不是沒有權謀，而是知道不能把程序玩成斷電開關。
當政治競爭把憲政機關拖進輸贏邏輯，最終輸掉的往往不是某一次攻防，而是整個社會對共同判準的承認：人們不再相信「即使不同意，也仍有一套規則能讓我們共存」。
回到袁世凱與籌安會的歷史，它之所以值得被提起，不是為了古人鞭屍，而是因為它精準示範了一種民主社會最該警惕的崩壞路徑：制度不一定先被廢掉，可能先被「用到變形」；憲法不一定先被撕毀，可能先被拿去當作「忠誠競賽」的道具。
百年後的台灣當然不是民初，但「把政治意志偽裝成憲政必然」的誘惑是一樣的。當這種誘惑壓過方法、壓過節制、壓過對公共理由的尊重，憲政危機就不再是一次事件，而會變成一種週而復始的民主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