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聖聰／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民進黨李俊俋因為公務車載狗、美容、看牙等私人行程，最後請辭監察院祕書長，被解讀為「公器私用」與「廉政破產」。同一時間，立院副院長江啟臣的林姓主任，卻長期使用「副院長專屬公務車」深夜接送回新北、清晨跨縣市接送、代買伴手禮，把首長座車當成私人計程車，卻暫時停在「檢討、了解、有違規就改」這一層級。
從制度邏輯看，公務車是為了公務與職務需求設計，不是為任何行政人員提供便利，更不是主任的 24 小時私人專車。這兩個案例的共同點是：都在侵蝕公務與私務的界線，差別只在於：一個被逼到下台，另一個被包裝為「幕僚行為待檢討」。
■ 綠營被貼上「道德承諾」標籤
民進黨長年把「清廉、改革、反特權」當成核心訴求，因此只要涉及貪腐、特權、公器私用，媒體與在野陣營就會用「自我標榜」當放大鏡。在符號學與形象政治的視角裡，民進黨等於被框成一個承諾「高道德標準」的品牌，一旦出現公務車載狗、載親友，就會被詮釋為「背叛品牌承諾」，懲罰自然更重。
相對之下，國民黨長期被視為傳統權力政黨，選民與媒體對其貪腐、濫權的心理預期值反而較高，公務車被主任當成私人小黃，很多人只會覺得「也不意外」，道德震撼感較低。這就是政治溝通裡的「期望落差效應」：誰自己喊得越高，跌下來的時候就越痛。
■ 媒體的議題設定：誰是故事主角？
從議題設定理論來看，媒體決定「誰是主角、誰是背景」，間接決定輿論火力的方向。
李俊俋案，標題多半是「監院祕書長公務車載愛犬、接送親友惹議」「請辭獲准」，故事主角是「高位綠營官員」，焦點是「整個監察院的正當性」。江啟臣案，主詞卻常變成「林姓主任濫用座車」、「幕僚耍官威」，江啟臣只要說「請總務處了解、有違規會改進」，就可以站在「處理問題的人」的位置，而不是成為被追問政治責任的主體。這種敘事差異，讓同樣性質的公務車私用，呈現出的輕重完全不同：一個是「體制崩壞」、一個只是「幕僚不長眼」。
■ 框架理論下的「藍不痛、綠很痛」
再從框架理論（framing）看，媒體對藍綠事件會啟動不同解釋框架。李俊俋案，多被放進「執政傲慢」「權力使人腐化」的框架裡，被連結到更大的「民進黨是不是還有改革正當性」的國家敘事。
江啟臣與林主任案，目前主流框架是「幕僚耍官威」、「用車制度有模糊地帶」，焦點被壓在立院內部管理與個人操守，沒有上升到「國民黨特權文化」的高度。同一個「公務車私用」，放進不同框架，就產生不同道德重量：一個是體制問題，一個是個案插曲，自然就形成「藍不痛、綠很痛」的效果。
■ 被消音的勞權：駕駛也是受害者
更諷刺的是，這兩案其實都踩到勞動條件與疲勞駕駛的問題。
林主任要求司機深夜送回新北、清晨再跨縣市接送，實質上是把公家駕駛當成隨叫隨到的私人勞工，工作時間與出勤邏輯非常接近勞團長期批判的「過勞駕駛」情境。但在江啟臣案中，輿論主軸幾乎沒有落在駕駛的勞權，而是停在「主任有沒有耍官威」。李俊俋案，焦點則集中在貪污與特權象徵，駕駛的勞動處境同樣被放到次要位置。從傳播角度看，這反映出媒體更偏好「道德八卦」與「政黨攻防」，而不是較難說故事、卻更結構性的勞動議題。
■ 公務車是制度，不是顏色試紙
如果回到制度層面，其實應該有一條很單純的底線：公務車是為了公務與職務行程存在，不是任何政務官、立委或主任的私人交通福利。
李俊俋讓公務車變成載狗、載家人的工具，當然該負責；但江啟臣允許自己的主任長期把副院長座車當成兼職小黃，同樣踩過界，不可能只用「再犯就開除」交代。若社會對綠營要求「犯錯就下台」，對藍營只要求「檢討改進」，實際上是在鼓勵雙重標準。
這次公務車事件真正應該被省思的，是超越黨派的用車制度與公開紀錄，不能被政黨顏色與情緒框架蓋過去，讓「公帑運用」與「勞動條件」持續被犧牲在政治表演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