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杜聖聰 ／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央視舞台上的〈踏浪〉
跨年夜的鏡頭裡，徐懷鈺站在央視舞台上唱〈踏浪〉，巨幅LED拉出藍色波浪，觀眾在副歌處幾乎是本能地跟著大合唱，短影音平台上相關片段在幾小時內鋪滿首頁，被標記成「經典老歌」「童年BGM」。這個畫面看起來是一代台灣偶像與一首共同記憶的老歌，在另一個國度重新被擁抱，也很容易被解讀為「華語世界共享情懷」的溫馨場景。然而，當這首歌的歷史被往前追溯，當背後的版權結構被攤開來看，跨年夜那束耀眼的舞台燈光，也照出了一段台灣流行音樂曲庫如何外移、如何被他人系統性運用的產業故事。
■ 一首歌三次過海的歷史
〈踏浪〉最早由沈雁在1970年代末期灌錄，帶著校園民歌時代特有的純朴與抒情，很快在台灣成為街知巷聞的代表作之一。
不久之後，朱逢博把這首歌帶進中國大陸，透過廣播與校園合唱流通，完成第一次「台灣歌→大陸」的跨海流動，使它成為兩岸都能跟唱的旋律。
到了2000年前後，台灣唱片工業仍在黃金尾聲，滾石系統為徐懷鈺打造了節奏感更強的翻唱版本，編曲朝舞曲、綜藝舞台的方向調整，讓〈踏浪〉從純樸民歌搖身一變，成為適合偶像演出、能帶動全場情緒的流行單曲。
這三個節點串起來，一方面構成了跨世代、跨海峽的共同記憶，另一方面也讓詞曲著作權與不同年代的錄音版權被拆分到不同公司與制度之中。
■ 從台北錄音室到抖音BGM
進入短影音時代後，網路上的〈踏浪〉幾乎自然地以徐懷鈺版本為參照，各種「抖音DJ版」「Remix版」都是以她的錄音為底，配合加速、cut beat與濾鏡，被大量用在自拍、旅遊、舞蹈影片。對用戶來說，這只是一首好用、好剪、好搭畫面的BGM；對平台而言，則是一筆已經納入自己曲庫管理系統的「內容資產」。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港台唱片公司在實體銷售衰退、盜版壓力之下，陸續將大批錄音作品的各種使用權，以打包授權或轉讓的方式交給國際集團或大陸電信、平台與版權中介。
當〈踏浪〉這樣的台灣歌曲被納入這類大規模授權合約之後，平台只要面對「曲庫持有人」，就能取得跨場景、多平台的使用權，原始創作者與台灣早期唱片公司，則被鎖在集體管理與拆帳公式的下游。
■ 曲庫外移如何改寫舞台主場
央視跨年選擇〈踏浪〉與徐懷鈺，從節目製作邏輯來看十分合理：
旋律簡單、觀眾熟悉、易於合唱，而且在大陸早已經過長期流通與平台驗證，情緒效果幾乎可以保證。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當這個節目安排在權利層次上被具體化時，呈現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權力關係。
藝人在公開場合要「用」這首歌，需要處理的是詞曲的公播與同步權、錄音的使用授權與節目重播授權，這些權利大多已透過跨境互惠、曲庫打包與本地集管制度，被整合進大陸的授權與分配體制。
換句話說，台灣作為歌曲最初的生產地，對於「何時唱、怎麼唱、在哪裡播出」已幾乎沒有實質決定權，只能透過事後分配機制，拿到一部分權利金。真正握有「主場優勢」的，是握有大型曲庫與授權談判權的那一方。
■ 當老歌成為相對便宜的資料庫
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踏浪〉只是台灣流行音樂曲庫外移的一個具體例子。千禧年左右，幾家重要的台灣唱片公司被併入跨國集團，曲庫被視為可以估價的資產，開始以打包授權、整批移轉的方式與大陸市場接軌。
在當時，這是對抗實體唱片衰退與盜版的一種求生選項；在今天，卻讓人看到另一個結果：當大陸電信與平台完成曲庫整合，台灣老歌在他們的系統裡成為「已經買斷或長期授權、單位成本極低，但情感價值極高」的內容池。歌唱節目要懷舊、跨年要合唱、短影音要博取共鳴，優先從這個曲庫裡調歌，既安全又划算。
而身在台灣的創作者與聽眾，則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向外租用自己記憶的人」，甚至在本地製作懷舊節目時，也得面對來自境外權利持有者開出的價格與條件。
「我們的歌」，在制度上愈來愈像「別人的資產」，這是這幾年台灣電視節目在談老歌授權成本時，時常浮現卻說不太清的集體不安。
■ 一首歌帶出的集體疑問
因此，跨年夜那個全場合唱〈踏浪〉的畫面，在感動之餘，或許也提出了一個值得公共討論的問題：
當一個社會在產業轉型壓力下，把自己累積數十年的文化資產，以一次性授權或低估未來價值的方式交給他方管理時，失去的到底是什麼。這不只是權利金多少的問題，更關乎敘事主導權與文化主體性的變化。未來還會有更多台灣歌手登上不同城市的華麗舞台，唱起那些「大家都會唱的歌」，觀眾也會真心感動、跟著哼唱。但在享受這些瞬間的同時，或許我們可以多問一句：
這些歌今天屬於誰，明天又會如何被使用。
當連回答這個問題都必須翻閱外國公司與境外平台的合約時，我們要提出的，並不是情緒性的控訴，而是一個冷靜卻迫切的提醒：在下一次的產業轉折來臨之前，台灣還有多少文化資產，值得被重新思考「要不要、以及如何」交出手中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