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杜聖聰 ／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從「世界警察」到「教父式」老大
川普政府近期在委內瑞拉、格陵蘭以及國際組織上的一連串操作，使美國從自我定位為「世界警察」，逐步轉向一種更為直接、以實力為核心的「教父式」權力風格。在這個過程中，不只是外交路線產生變化，國際傳播格局與全球敘事權的結構，也正被重新排布。
在委內瑞拉，美國一方面支持政權更替，一方面公開宣稱將取得三千萬到五千萬桶委內瑞拉石油，由美方負責出售並主導資金使用安排，引發「政權更迭與能源利益打包」的質疑。這種將司法追訴、政治轉型與能源再分配納入同一套方案的做法，使國際社會難以忽視其中高度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在格陵蘭議題上，華府不排除軍事與強制介入的相關發言，被不少歐洲觀察者視為對丹麥以及北約集體防衛機制的一次壓力測試。再加上美國白宮宣示要退出66個國際組織與多邊機構，對外傳遞出來的訊號是：未來在哪些議題上承擔責任，將更多依據自身成本與利益計算，而非基於「既有制度中的集體義務」。
■ 《教父》對白與權力不對等
電影《教父》中那段廣為引用的意象：
如果你拿著槍，我也拿著槍，我們可以談法律；如果你拿著刀，我也拿著刀，我們可以談規則；如果你空手來，我也空手來，我們可以講道理。
在當代國際政治脈絡下，上面的這段電影《教父》對白，常被用來理解「權力不對等的談判結構」。
延伸的版本指出：
當一方有槍，而另一方只有刀時，真理往往掌握在武力較強的一方手中；當一方擁有槍，而另一方一無所有時，前者手中握住的就不只是武器，而是後者的性命。
這段比喻揭示了「法律」、「規則」、「道德」的條件性：它們只有在力量相對接近時，才容易被各方共同承認與遵守。一旦實力懸殊，規則就有可能淪為強者用來合理化自身行為的修辭工具。
從傳播學視角觀察，這不只是軍事或經濟層面的問題，更涉及「誰有權定義現實」，說穿了就是：
誰能率先命名某次行動是「合法介入」、「保護人民」或「重建秩序」，往往就能在國際輿論場中取得敘事上的先發優勢。
■ 規則作為話語與形象資本
國際規則在理論上被理解為約束強權的制度設計，但在實務運作中，規則同時也是強權塑造形象的資本。當一國一方面強調「依法行事」、「尊重國際準則」，另一方面又在決策過程中將政權更迭與關鍵資源轉移緊密綁定，外界自然會提出追問：規則究竟是普遍適用的原則，還是因情境而異的政治話語？
這種落差帶來至少三層影響：
#對國際法與多邊制度的信任受到侵蝕，中小國在安全與經貿選擇上更傾向務實甚至犬儒。
#對國內輿論而言，若強權行動被包裝為「保護」、「重建」，受眾在道德判準上容易出現混淆，難以清楚辨識利益與價值的界線。
#對媒體與學界，則形成框架上的壓力：是否仍適合以傳統「秩序維護者」框架理解美國，成為必須被重新檢討的前提。
在這種情況下，《教父》式的隱喻之所以頻繁出現，反映的並非單純情緒性批判，而是對一種「愈來愈不加修飾的實力政治」的感知：過去必須透過制度與修辭包裝的作法，如今更傾向直接在鏡頭前呈現，並同時透過媒體轉播到全球受眾面前。
■ 傳播視角下的「教父外交」
從傳播學角度來看，川普此類外交風格至少具有三項鮮明特徵：
#高度個人化：
決策語言和溝通策略強烈綁定單一領導者的個人形象，使外交訊息更接近政治品牌操作，而非傳統官僚體系的集體表述。
#劇場化與視覺化：
無論是抓捕領袖、公開審判、宣布石油數量，或對盟友釋出強硬言論，都被設計成可被媒體捕捉、易於敘事的「場景」，進一步強化「強勢領袖」的形象建構。
#去制度化傾向：
相對弱化國際組織與多邊會議的角色，比起在制度框架內協調，更偏好透過雙邊接觸、臨時協議與公開發言來主導議程，將制度場域邊緣化。
在這樣的架構下，《教父》隱喻提供了一種閱讀方式：當制度與規則不再被視為共同舞台，而是被當作可以增減取捨的工具，國際溝通就更像是「家族與家族之間」的權力協商，而非「國與國之間」在制度上的對話。這並不等於宣告國際法失效，而是提醒觀察者：制度的實際拘束力，與權力分布與敘事競爭的結果密切相關。
■ 在犬儒與浪漫之間維持清醒
在全球受眾層面，這類變化很容易導向兩種極端反應：一種是完全接受「實力決定一切」的犬儒立場，將所有行動解釋為權力必然；另一種則是退回對「美國夢」或「國際正義」的浪漫想像，期待某個單一國家恢復過去的道德角色。
電影《教父》的對白固然尖銳呈現了現實的殘酷面向；然而，正是在這種殘酷之中，分析語言如何被使用、規則如何被詮釋，以及弱者如何在夾縫中爭取有限的話語空間，這才是現階段台灣必須面臨的「壓力測試」。
對於美國川普來說，一面倒的當舔狗，只會被他「軟土深掘」、「予取予求」；在兩岸不對稱結構的前提下，忽略美國因素當然更是「不切實際」。擺盪在兩難之間，台灣在國際輿論的場域𥚃，到底該如何拿捏分寸？讓人好奇的是，現階段我們真的有可以通過「壓力測試」、「沙盤推演」的各種因應劇本嗎？
